第二章 王大狗借宿_再回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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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王大狗借宿

  话说龙游河与长江交接处有个杨家庄,因为紧靠长江,这里有广阔的芦苇滩。那望不到尽头的齐刷刷的一片翠绿,翻卷出一浪又一浪绿波,层层推向水天相接的白云深处。这里水草从生,天上白鹭、天鹅飞来飞去;地上野鸡、野兔繁衍生息;更有那鱼虾蟹鳖,在水边游来爬去。这里空气清新,环境优雅,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。

  长江东西走向,龙游河南连长江,北接大海。河面弯曲狭小,因为与长江相通,就算是盛夏,河里的水也是清凉透骨。到了冬天,却又不可能冰冻。因为江水川流不息,气温又不太低,河水冻不起来。

  江河如此多娇,除了运输方便之外,更为主要的是水产丰富。每逢雨季,大水由农田流入河中,又从龙游河南流入江。任你暴雨倾盆,太阳一出来,立即恢复如初。又或者数月不下雨,因为临近江河,土地也不可能干涸,因此不管天气如何变化,杨家庄始终旱涝保收!

  鱼、蟹有个特性,喜欢逆流而上,不喜欢随波遂流!做人这是好品质,做鱼那就是犯傻!每逢下雨,水往低处流,鱼往高处游!等到雨停水止,路边上,农田里,到处都是鱼虾蟹鳖,不须任何工具,赤手便可以捡上几斤,加点油盐,足够一家人吃上几天。如果将河段任何地方筑上两个土坝,将坝中水抽干,每次都能捕上几十斤鱼虾。捕完将坝挖掉,过几天再筑再抽,又能捕上几十斤!鱼虾从长江游来,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!

  却说杨家庄有个农民,名叫杨兆贵。一家四口人,除了他和老伴,还有儿子、女儿。儿子名叫杨继承。他在河边建了三间草房,开垦了五亩农田,每天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农闲的时候,他和老伴到龙游河里打鱼。一家人谈不上富裕,倒也衣食无忧。

  这年冬天,夫妻俩到河里捕鱼,一网下去,捞上来一个死人!死者全身赤裸,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皮箱!打开一看,箱子里全是汪伪政府发行的钞票,加起来足有几千万!那时面值大,有几千万并不奇怪。杨兆贵将死尸抛进河中,皮箱却带了回来。

  回家不久,杨兆贵老伴无缘无故死了。杨兆贵觉得钞票来路不正,可能会给家里带来灾祸,他决定将皮箱扔回河中,可儿子杨继承却认为妈妈死亡与皮箱无关!毕竟几千万元钞票,扔掉实在可惜。再说江河相通,死者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,不可能物归原主。阴间的钱与阳间不同,还不如烧点纸钱给他,真钱留下来自用。

  于是,杨兆贵请和尚为死者做了几天法事,又烧了不少纸钱给他。然后花钱在河边造了四间瓦房,又在屋子旁边买了十几亩良田。

  杨兆贵有了钱和地,他帮儿子娶了个漂亮媳妇,名叫陈美如;女儿嫁到城里去了,据说也是一位富户。

  没多久日本投降,杨继承参加国军,49年去了台湾。公媳俩住在一起多有不便,杨兆贵便住到女儿家不常回来。新瓦房中,只剩下陈美如一个人。

  刚解放的时候,杨家庄常有一位流浪汉行走村中。流浪汉三十多岁,衣衫不整,篷头垢面。他也不向人要钱,也不帮人干活,不过谁家做喜事、丧事,他便跟亲友一起吃喝。主家客人几十上百,也不在乎他吃点喝点。流浪汉吃得好不干活,倒也生得肥头大耳,膀阔腰圆。

  流浪汉名叫王大狗,在人家吃过晚饭后,随便找个草垛一躺,第二天再赶下家。他的衣服从来不洗,有人将旧衣服给他,他便将原来的扔掉。

  杨家庄有位农民名叫张仁,父亲死后,亲朋好友都来吊唁,王大狗也去白吃。张仁狗眼看人低,亲友走后才盛了半碗米饭给他,剩菜说要留给家里的狗吃。王大狗口水直流,可张仁不给他吃也无可奈何。当他准备躺在张仁家的草垛里面睡觉时,张仁不怀好意地建议他去陈美如家借宿。因为杨兆贵到女儿家去了,陈美如一个人在家。王大狗果真去了。

  陈美如听到有人敲门,战战兢兢将门打开,一看是篷头垢面的王大狗,立即又将门关上。这时外面下着大雪,王大狗大嫂长大嫂短地不断哀求,希望陈美如留他过宿。陈美如到底心软,打开公公房门让他睡了。见他身上太脏,怕污了公公床铺,又烧了一盆热水给他洗头洗脚。

  一夜无事。第二天可能没有人家做事,王大狗一直睡到晌午。陈美如催他快点离开,王大狗就是赖着不起!

  这天杨兆贵老伴忌日,他从女儿家回来祭奠,看见王大狗睡在自己床上,心里很不高兴。陈美如忙说王大狗是她娘家表兄,做生意路过此地,因此留他过宿。

  听说是儿媳的表兄,杨兆贵信以为真,十分热情地留他吃饭。陈美如哭笑不得,可既然说是她的表兄,现在也只能假戏真做,表兄长表兄短地敬酒加菜。王大狗倒也聪明,陈美如叫他表兄,他反过来叫她表妹,叫杨兆贵干爷【如皋方言爷爷是爹的意思,干爷就是干爹】。

  午后王大狗要走,杨兆贵如何肯放?又留他吃了晚饭,第二天才恋恋不舍地让他离去,并关照他以后常来。王大狗也不客气,以后三天两头到干爷、“表妹”家来。杨兆贵死后,王大狗仍然常来。陈美如已经习惯了叫他“表哥”,两个人不久做了夫妻。

  这天村里来了一位相面的先生,大家都去找他看相。相面的人信口开河,他说张学义勤劳善良,不过尖嘴猴腮一脸苦相,过了七十岁,阎王不请自己去;王大狗方面大耳天生福相,一辈子吃穿不愁,过了八十三,还能转个弯。若是生在封建社会,至少也是个王爷。村民们认为他在胡说。相面的一本正经地说

  汉文帝刘恒有一个叫邓通的宠臣,两人关系很铁。某日,文帝找我的祖先给邓通相面,我祖先说:邓通有朝一日会穷困而死。刘恒大为不解,有朕在,邓通怎么可能会穷死呢?下旨赐给他一座铜山铸造钱币,开印钞厂的还能穷死不成?有皇帝陛下罩着,邓通的小日子过得很舒服,他对文帝更是感恩戴德。文帝晚年背上患痈,邓通就为他吸吮患处。刘恒问邓通:天底下谁最爱我呢?邓通回答道:当然是太子了!于是汉文帝就让太子吸吮患处,太子面有难色,这也太恶心了吧!文帝见他不乐意,就让他下去了。事后,太子听说这是邓通给父皇出的主意,而且他自己还很乐意。身为人子,反不如一个佞臣,太子又愤怒又惭愧,从此记下了这个人。文帝驾崩后,新皇帝上位,下令将邓通的财产全部没收,并赶出皇宫。邓通失去了靠山,又得罪了领导,最后饿死在街头。所以相由心生,人的命都是天生注定的,非人力所能改变!张学义死于非命,王大狗升官发财。从此三十年,吾言必验。今日相别,后会未可知也。”说罢飘然而去。

  后来有了生产队,选举队长。有人恶作剧,提议王大狗当队长,大家都一致同意。王大狗又提名张仁当会计【这家伙虽然只给他半碗米饭,可建议他去陈美如家借宿,其功不小】,李义任记工员,张学义任保管员,马海涛任饲养员,!这些人家前几年都曾做过喜事、丧事。王大狗在他们家里吃过!所以做人不要看不起流浪汉!朱元璋讨饭为天子,姜太公钓鱼当丞相,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!

  队长提名,社员们怎好反对?再说都是乡里乡亲,谁当干部都是一样!恨只恨前几年家里没有死人或嫁娶,否则也可能得到任命!

  一朝权在手,便把令来行。队长这官小得没品,可权力却大得没边。队里的人吃饭、睡觉、生孩子休息,都得队长说了算。队长,是实实在在的土皇帝。

  王大狗当上队长后,只要听说哪户人家有喜事或丧事依然前去蹭饭!他是队长,他能光顾不叫蹭饭,叫把光!他的称呼再也不是王大狗:大人叫他王队长,小孩子叫他狗爹、狗叔。

  话说王大狗吃白食出身,他哪里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呀!不过五人领导班子成立后,王大狗经常召集大家开会。三个臭皮匠,顶个诸葛亮,何况五个人!开会前王大狗总是询问大家明天干什么?领导们畅所欲言,基本上观点一致。王大狗最后总结:“你们说得不错,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  经过开会讨论,社员干活釆取记工分的形式,每天最高十分工,最低一分。五位领导人全年满勤,每天都是十分工。男社员干重活,一般都是七、八分;妇女干轻活,一天四、五分;小孩子假期或星期天参加劳动,也可以记一、两分。年终粮食除了上交国家的公粮之外,剩余的一律与工分挂钩。工分多的多分,少的少分。如果有副业收入,跟粮食一样按工分多少进行分配!

  王大狗当年三十多岁,人模狗样的,又矮又胖,因为蹭饭时吃得不丑,一身横肉像个立着的石碾。平日里横披着上衣,黑肚皮精晃晃地亮着;浑身散发着恶臭,老远就能闻着。裤管儿一边挽得高一边挽得低,走起路来一步三摇,整个儿就是一个痞子,跟要饭时完全两样。要饭时王大狗还有点羞涩,叫他坐哪里就坐哪里,叫他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,从来不敢跟人发脾气。当上队长之后,王大狗嗓门一下子粗了,就象工地上的项目经理一样。

  那时刚流行广播,家家门口都挂个喇叭,王大狗门口挂的是高音喇叭,一大早,他就接通广播,然后通知社员上工。如果上工的人动作慢了点,他就骂人家八代祖宗。树的皮人的脸,被骂的人低着头不敢喘气;没被骂的人如蒙大赦暗自庆幸。

  也有硬碰硬不信邪的,甩开嗓子与王大狗对骂。村民杨大山有次骂他:“县官不过七品,我看你有十六品,架子比皇帝还大!”杨大山以为数字越大官职越大,十六品肯定比七品大。王大狗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就是十六品,你今天迟到扣三分工!”

  好汉不吃眼前亏,反正斗不赢,不少人也就学乖了,挨了骂赔上个笑脸,也就过去了;更多的人则是曲意巴结。会计张仁就是这样的人,以前王大狗讨饭,他连剩菜都不肯给他;现在王大狗当上队长,又提名他当了会记,于是王大狗说长,张仁说不短;王大狗说方,张仁说不圆;王大狗说公鸡能下蛋,张仁就说亲眼见。张仁深得王大狗信任,他不叫王大狗队长,人前人后总是叫他“头儿”。

  有这么一个笑话:王大狗有天与张仁到田间视察,王大狗惊呼:“蛇!蛇!”张仁道:“听见草响的!听见草响的!”王大狗:“原来是死的。”张仁道:“闻见臭味的,闻见臭味的。”王大狗:“不是蛇,是根草绳。”张仁道:“我也这么想,这儿怎么会有蛇呢?”

  刚加入生产队,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很高!这年年底,所有社员都分得了与工分相对应的口粮!交公粮时粮站象征性地给了一些钱,每户人家还分了几块甚至十几块钱!

  值得一说的是,杨兆贵是我舅舅,除了他女儿之外,我和妈妈是他最亲的人。他为我家买了三间瓦房十亩农田,还一直出钱让我读书。解放后我家被评为富农。

  到了1958年9月,桃园人民公社成立,我们大队办了三所食堂。这天妈妈告诉我说:“吃食堂去,吃饭不要钱了”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王大狗家。这天吃的是红烧肉,有茨菇,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。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,来亲戚了割三、四两肉,都是烧的白汤,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,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,要肥肉,很少吃到红烧肉。当天饭剩下很多,肉也剩下很多,张仁兴奋地说“现在共产主义了,天下一家,吃饭不要钱了”。张学义不知从哪里学来一首打油诗,当众便念起来

  “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,

  农村风气大改变;

 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,

  浑身干劲冲破天;

 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,

  做活赶在男人前;

 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,

  不服年老也争先;

 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,

  勤工俭学成绩显;

 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,

  满面春风笑开颜;

 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,

  毛病顿时轻一半;

 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,

  连声检讨就改变;

 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,

  一分一秒都争先;

 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,

  越想心里越是甜;

  为什么越想心里越是甜

  共产主义快实现

  人人干劲足,

  个个齐向前,

  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”。

  这是五十年代的特产虽然不讲究什么文辞,但读的时候特别流畅,每个人听了心里都燃烧起一股要起火的激情。

  不过从那天以后,食堂便一顿不如一顿了。后来,三个食堂办不下去,最后只办一个食堂。一个月时间不到,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,干饭也吃不成了,最后稀粥变成了清水汤。

  1960年春天,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。1959年9月,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,勉强把春节熬过去,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,家家户户断了粮。我中午放学回来,太阳在上头一照,头晕眼花,走路摇摇晃晃的。当时的桃园桥是用几十块木板铺起来的,很窄。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,看到河里的水,心发慌,头皮发麻,吓得蹲了下来。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。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。后来我看到浩然的小说《艳阳天》中有一句:“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”,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,觉得他了解农村。那时候,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,走不动了,看着,看着,眼就花了。

  到了六月,生产队里收麦,妇女们拿着镰刀,一把一把地往前割,“割麦不回头,回头无后程”,后面是本队的男人,负责往大场挑麦。等大人挑走麦穗后我们便一轰而上,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。这样一天也能拾二、三斤麦穗,回家后磨了煮粥。

  多年后,我看到米勒的名画“拾穗”,便想起拾麦的日子,引发我对当年的思索。我觉得米勒画得不象,因为他画得太美了,他那融浑的色彩,显得太深沉、太冷静了,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,太富于诗意。米勒不了解灾荒的岁月,拾麦穗哪有他的画那样美啊!

  1962年高考,我总分名列全省前10名,考上南京大学,政审时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,被“不宜录取”。

  1963年高考,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。又因家庭成分问题,政府不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,我到南京师范大学报到。三个月后,南师大因拗不过桃园乡“四·清”工作组的胡搅蛮缠,不得已让我退学。

  1964年5月,我去公社申请报名被拒。悲愤、无奈之际,写下一首《别考场》诗:

  理想崇高志永恒,

  常将寸步比长征。

  六年求学关山阻,

  三次临场剑戟横。

  如此登科笑范进,

  毋宁报国走“零丁”。

  深藏答卷待时到,

  不向人前怨不平。

  当我打算放弃高考外出流浪的时候,父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

  两个探险者迷失在茫茫的大戈壁滩上,他们因长时间缺水,嘴唇裂开了一道道的血口,如果继续下去,两个人只能活活渴死!一个年长一些的探险者从同伴手中拿过空水壶,郑重地说:“我去找水,你在这里等着我吧!”接着,他又从行囊中拿出一只手枪递给同伴说:“这里有6颗子弹,每隔一个时辰你就放一枪,这样当我找到水后就不会迷失方向,就可以循着枪声找到你。千万要记住!”

  看着同伴点了点头,他才信心十足地蹒跚离去……

 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,枪膛里仅仅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,找水的同伴还没有回来。“他一定被风沙湮没了或者找到水后撇下我一个人走了。”年纪小一些的探险者数着分数着秒,焦灼地等待着。饥渴和恐惧伴随着绝望如潮水般地充盈了他的脑海,他仿佛嗅到了死亡的味道,感到死神正面目狰狞地向他紧逼过来……他扣动扳机,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脑袋。

  就在他的尸体轰然倒下的时候,同伴带着满满的两大壶水赶到了他的身边……年纪小的探险者是不幸的,因为他放弃了坚持,同时也就放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很多时候,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,面对困难和挫折,只要我们坚持熬过最漫长最艰难的时刻;成功一定会与我们伸手相握。

  父亲讲完故事,接着说:“既然富农的成分让你无法参加高考,何不将你过继给表叔。他在新疆无儿无女,又出身贫农,你到那里再参加考试。”

  我一听也有道理,当年6月,我站在西去列车的窗口,回望逐渐远去的故乡,以诗明志:

  凝眸回首意难详,

  去地归期两渺茫。

  汽笛声催家恋淡,

  车轮响报路行长。

  但须后事争前事,

  也或他乡胜故乡。

  寻觅英雄用武地,

  好花无处不芬芳。

  1964年9月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新疆广播师范大学。毕业后,我回到如皋市杨庄中学任教,表叔也跟我回到如皋。虽然弄虚作假不对,可富农的成分不能改变,我就不能参加高考不能当老师,即使学富五车也只能听从目不识丁的生产队长王大狗的安排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在新疆广播师范大学,我和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相爱了。那时校园里禁止恋爱,校方对我们一再劝阻、警告,可我们始终如胶似漆。校方只有使出最后一着,毕业时将我分回老家,,女孩却照顾回到上海,实际上是将一对鸳鸯拆散。女孩不肯独自留上海,死活要跟我一起来到如皋。

  我们在如皋落下户,卿卿我我,日子虽苦犹甜。然而一个饥饿的时代到来了。

  这天中秋节,队里每户分一块月饼。我正好在家休息,女朋友还没回来。我从队里把月饼领回来,等着她。

  薄暮降临,女朋友还不回来。我实在忍不住,把月饼对半切了,先吃了自己那份。不吃则已,一吃更馋。我现在都想不起当时是怎样伸出魔爪,一下子把它吞噬掉的。

  这时,女朋友回来了,她兴高采烈地说:听说队里分了一块月饼,在哪里呀?我愣愣无言以对,片刻支吾道:“我……太饿,我吃掉了。”

  女朋友半天没吭声,后来忽然怒吼道:“我想不到你这样,我牺牲一切跟你来到苏北,你呢?连半块月饼都不能给我省下。我算是看透你啦!”

  女朋友就这样收拾衣物,回了上海。

  校规、警告、“流放”都不能拆散一对情侣、一块月饼却轻而易举就做到了。

  我后来也没去找她,就在当地找了个农村姑娘结婚,也就是孩子他妈。

  当老师不久,学校让批孔老二,这老二学生不熟啊,他写的东西学生看不懂,他们学的都是翻越夹金山,飞夺泸定桥,小英雄雨来,雪山雄鹰,老队长王国福……他们和老孔学问不对称啊。

  和现在的孩子一样,那时候的孩子也会电影大串联:我叫《阿福》,住在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,爸爸是《轧钢工人》,妈妈是《南江村的妇女》,上述电影没有一部是国产的,全是越南朝鲜进口大片。咱们只有八个样板戏。

  样板戏有个特点,所有人物没配偶。

  柯湘有过老公,来的路上被杀了,她整天和雷刚、温奇久他们打家劫舍,就是单身不结婚。李玉和家最神,奶奶不是亲奶奶,爹也不是亲爹,但表叔数不清。最神秘的是他家的密电码,没送出去时柏山游击队躲得远远的,连老李被捕都不来救。一旦送出去,柏山游击队杀回来办了鸠山。

  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密电码是啥?肯定是一革命神器,可不能落在敌人手上,如果是现在,最好存在云里。

  我们那时的文艺作品很少有爱情,我看到的第一段爱情描写是《敌后武工队》里的汪霞爱上了魏强,说是除了打鬼子就想他,一想他脸就红。

  就这么点描写,我都记了50多年了,搁现在还不如一条短信口味重呢。春苗、红雨、赵四海,不是光棍就是剩女,反正革命需要他们,他们也不着急,待到山花烂漫时,想嫁哪个嫁哪个。

  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问题就是力不从心,每个单位都有阶级敌人和叛徒,那时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抓不完。搞得祖国年年遭灾,没东西吃,就这样祖国还得北伐苏修,东征美帝,背上弄个亚非拉背着。

  结果是吃饭要粮票、吃肉要肉票,穿衣要布票,除了喘气不要票其他都得弄票,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真理不灵了,那时的鬼有钱有票他还不一定推,因为他们不为城市老爷服务,真够鬼的。

  苦啊!只盼着世界革命早日成功,可那帮革命阵营的孙子忒孙子了,越南动武了,阿尔巴尼亚把咱领袖的铜像回炉了,苏修叛徒集团扬言要驾着坦克冲过黄河。

  不过,我们毕竟朋友遍天下,小小寰球,有几个苍蝇,蚍蜉撼树,由他去吧。咱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。各单位都在挖洞,昆明地薄,挖一米就出水,最后各单位都是纵横交错的水沟,再挖下去就成沙家浜了。

  唐山大地震时,唐山计量局局长被埋了,解放军把他挖出来,他躺在担架上一直在喊打倒苏修,他以为是苏修放原子弹把他埋了。

  现在听着好笑,我们小时候天天等着和苏联打战。其实人多好办事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,准备死几千万呢。

  咱的芳华虽苦,但咱生于灾荒没饿死,说明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

  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历史跨度等同于其他代人一百年的跨度。

  咱吃过忆苦饭,享受过法国大餐;用过工农兵牌香皂,使过法国洗头水。睡过大通铺,住过古堡,为瘦着过急,为胖操过心,这叫过来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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